宴会场地布置得简朴，仅有十桌，却聚集了许多革命时期的老前辈。涂作潮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靠坐在角落，神情宁静，身上穿着普通的衣物，仿佛只是一位寻常的老人。在酒席上，随着酒过三巡，一位老人不小心跌倒在桌下，周围的人迅速上前扶助。直到此时，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才意识到那位老人竟是华克之。就在这一阵小混乱中，罗青长端着酒杯走向涂作潮，恭敬地说：“涂老，老大哥，小兄弟敬您一杯！”涂作潮面带微笑，举杯饮尽。罗青长当时是中央调查部的部长，能够这样称呼出身木匠的涂作潮，背后无疑有着更深的革命渊源。
涂胜华陪伴父亲度过了三十多年，却一直对父亲的历史一无所知。1956年，他当时仅有六岁，曾见父亲忙于写作和复印文件，用药水和果冻制作印版的场景，出于好奇却无从理解。当邻里因忘带钥匙而求助时，父亲能灵活从窗户钻入屋内开门，面对汽车突然加速的情境，他也会不自觉地说出“档挂高了”，但从不承认自己能驾车。
有一次，涂胜华好奇地问：“曹丹辉文章里的‘老涂’，是指您吗？”涂作潮没有回应。多年后来，他翻阅资料时才明白父亲曾在1931年担任红军无线电大队的机务员，并因工作争执与政委冯文彬产生矛盾。这份沉默并非故作神秘，隐蔽战线上的人多习惯少言。涂作潮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：“我本性不佳，有意见就提。”他也承认，无论是领导还是下属，他在处理争执时不够妥当。
涂作潮于190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贫困家庭，13岁时辍学成为木匠。1920年他加入了湖南劳工会，1921年因参与泥木工人大罢工而被解雇。1924年，他来到上海，结识了共产党人并成为党员。1925年，他因参与五卅运动被捕，获释后的他因暴力行为受到纪律处分。这一行动虽出于义愤，但却揭示了他的鲁莽，最终被党组织安排去苏联学习。
在苏联，他原本在学习爆破，后来转学到军事通讯学校。因数学基础薄弱，他的学习进展缓慢，考试成绩不佳。教员建议他改学机务，也就是电台的装配与维修。出于木匠的背景，他对材料和结构有敏锐的理解，使得看似废弃的零件能被他改造再次运作。1928年，他作为代表参加中共六大，周恩来得知他的经历后，幽默地称之为“木匠”，这个称号后来成为他的代号。
1930年，涂作潮回国，协助李强开展无线电工作，并成功实现了党史上早期的远程无线电联系。当他进入中央苏区后，负责电台机务。长征期间，因疟疾与部队失散，病愈后他独自在外旅行了五千多公里，直到1935年4月在上海重新联络上组织。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，涂作潮被调到西安，负责在有限预算下组装电台。他用15块大洋购得一台旧收音机，并成功改装为5瓦电台，顺利连接了西安与延安。
此后，他又组装出了一台100瓦的电台。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，他手工绕制变压器，精确计算参数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这部电台向外界揭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。1939年冬，他在上海收收了李白为徒，后者成为电影《永不消失的电波》中“李侠”的原型。涂作潮毫无保留地传授机务技巧，同时化身商人“蒋林根”，在威海路开了一家无线电行，李白则作为学徒协助掩护。
涂作潮深知地下身份不能仅依赖技术，以免引起注意。当邻居调侃他的身份时，他意识到，自己单身租住大房也会引发怀疑。组织后来为他介绍了妻子，他提出希望对方识字少、与电台接触少，并最好带着孩子。虽然这一要求显得古怪，但实则是为了保护家人不被牵连。1942年，李白被捕，涂作潮不得不离开上海，走之前他才向妻子透露真实身份：“我不叫蒋林根，我叫涂作潮。若我没有回来，你和孩子要另过。”
1948年12月30日，李白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并遭受极刑。上海解放后，涂作潮以军管会代表的身份返回这座城市，四处寻找徒弟的下落，直至得知李白等人已遇害。尽管他早期入党，资历深厚，却未能成为广为人知的高级干部。晚年时，他担任上海电机厂的党委委员、厂长助理，组织上以三级工程师的标准给予他司局级待遇。昔日共事于无线电战线的王诤升至四机部部长，李克农荣升为将军，唯独“木匠”涂作潮仍旧坚守在电台与机器的背后，承担着那些难以公开的任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