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6年5月27日，东北民主联军在经过四平撤退后，准备在舒兰以南的一个营地里安顿下来，林彪则在指挥部守候着，焦急等待电台的到来。此时，敌军紧随其后，形势万分危急，司令部发现需要及时调整密码和联系情况，任何延误都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。林彪不断询问：“电台到了吗？”工作人员的回答是：“还没有。”问题其实出在运送电台的车辆被调走了，电台人员不得不落在行军队伍的后面。
在当时，东北战场的局势紧张异常，抗战胜利后，各方部队尚未完全理顺人员、装备与指挥关系。四平失利导致部队不得不连续后撤，许多指战员心中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林彪原本接到命令前往山东，但因中央的指示，临时改道东北。初到东北时，部队面对全新的作战环境，缺乏稳定根据地和重武器的支持。经过秀水河子和大洼等战斗的胜利，部队才逐步站稳脚跟。
这些战斗的胜利离不开侦察工作的支持。苏静带领侦察人员奔赴各地，搜集敌情，为指挥部判断战场形势提供依据。林彪曾表示，苏静这样的干部在敌情判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，足以抵得上不少兵力。这简短的评论直接体现了他对情报工作的重视。
但是，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保卫战中陷入被动。在松辽平原的四平镇，四平在东北南北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。1946年3月，东北民主联军在国民党军主力尚未完全到达的情况下成功占领四平。但到了4月，国民党军指挥官杜聿明调动十多万兵力进行进攻，守城部队在面临人数和武器的显著差距时压力急剧上升。四平的意义不仅在于城市本身，也对国共谈判产生影响。尽管林彪判断继续坚守非常困难，但在没有得到撤退许可的情况下，只能组织部队苦撑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，部队付出了沉重的伤亡。
5月18日，林彪终于下令撤出四平，但本应轻松的撤退却遭到敌军的猛烈追击。敌军的追击显得异常准确，部队刚开始移动，敌军便紧随其后，完全没有以前的谨慎。林彪意识到，问题可能在内部。
经过调查，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王继芳的叛逃暴露出来。王继芳早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，曾受到林彪的器重，掌握了不小的机密。因此，敌军才得以准确掌握部队动态，东北民主联军在撤退过程中始终未能甩掉追兵。这次叛变对林彪而言是一次严重的打击，迫使他必须更换密码，尽快归还电台，同时重新建立各单位之间的有效联系。然而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负责机关的干部却未能妥善处理最重要的事项。
李作鹏正是这其中的重要角色。李作鹏于1914年出生在江西吉安，16岁时参加红军，曾在土地革命时期在军委二局从事情报工作。红军抵达陕北后，他进入抗大学习，由于办事干练、善于钻研，获得了林彪的注意。抗战开始后，林彪任命他担任八路军第115师侦察科科长，这一职务关乎战局的判断和部署，充分体现了林彪对他的信任。后来两人因林彪负伤而暂时分开，抗战胜利后才在东北重聚。进入东北后，林彪将李作鹏调到身边，任命他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，负责处理作战文书、协调电台和车辆联系。这一关键岗位对此次四平失利时的工作尤为重要。
根据相关回忆，当天何敬之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酒菜，邀请李作鹏、苏静和张瑞共进晚餐。在饮酒作乐之际，电台人员却因为没有车辆而滞后。在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林彪气愤难平，气急之下赶了过去。进入宴会的林彪看到几人仍在饮酒，愤怒地将酒桌掀翻，厉声质问：“部队打了败仗，你们还坐在这里喝酒，一点也不心急吗？”这一句话虽然简短，却触及了当时最敏感的议题。
林彪的愤怒在表面上是因为一辆车，但实际上是因为指挥部门未能有效传递战场上的紧迫感。此时，部队正在后撤，因叛徒而造成的漏洞尚未补上，而电台也无法及时归位，任何疏漏都可能影响全军的行动。李作鹏对此感到极为羞愧，他向政治部主任陈正人认错，并为此痛哭不已。林彪发火后身体不适，李作鹏听闻后更感自责。两人之间的信任并未立刻消失，但工作关系显然发生了变化。
一个多月后，林彪主动找李作鹏谈话，决定将其调离总司令部，安排他担任第一纵队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虽然这个职位并不低，且更接近前线，但李作鹏清楚自己已不再是林彪身边的核心。离开机关后，李作鹏参与了东北夏秋冬季攻势，以及辽沈和平津等重要战役。1949年，四野南下，李作鹏又率部参加中南地区作战及海南岛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李作鹏被授予中将军衔，并先后担任海军副司令员和副总参谋长等职务。
那场酒席仅仅持续了片刻，所造成的影响却延续多年。对李作鹏而言，林彪的当众责难不仅是因为饮酒，更是因为在危急时刻未把军务放在首位的失误。2009年，李作鹏在太原去世，享年95岁。
